近代天主教在川滇藏交界地区的传播──以“藏彝走廊”为� 发表评论(0) 编辑文章

    可是，在菖蒲桶，勒努先生发现，有一条来自东方的山脊，向西成直线形朝前延伸，蓦地终止于突向怒江的悬崖峭壁。当得知，这便是西藏的确切边界，在大山背后，就隐藏着为之付出整整八年心血和精力的西藏王国时，他万分激动，何等地幸福！

    1854年9月24日，勒努先生和他的旅行队终于占据了崩卡山谷，“感谢圣母玛利亚的帮助！”因为，就在同一个月，即9月初，格里克和布利先生在察隅遇难。由于山谷的租赁权永远属于所有者茨旺，所以一切都按照规定程序办理。勒努先生昔日的梦想完全、彻底实现了。沿崩卡河流逆行四小时，再往南走，便到达菖蒲桶喇嘛的领地。攀登东面的大山，而从山顶开始，你就已经站在云南的土地上。因此，向北、向西放眼望去，你将看见整个西藏，真真切切的西藏就在你的面前。这些资料反映，罗勒拿从澳门潜回内地，选择滇西北路线，渡过金沙江和澜沧江，翻越碧罗雪山，进至菖蒲桶(贡山县城)，溯怒江峡谷北行，抵察瓦龙、门空(工)等地，以崩卡(Bonga博木噶、朋噶)为中转点，在当地头人的支持下，租地建房，发展教徒，拟循怒江前行，进入昌都、拉萨。

    从地域看，这次选择注意到了民族“走廊”的捷径，避开了跨越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脉或藏北草原等防范较严或环境恶劣的传统路线，但他们新辟的通道也存在众多的困难。如崩卡位于怒江岸边附近，系藏滇交通走廊上的人员及物资通道之一，东有小道通德钦永支，西邻门空，南接贡山青( 秋)拉桶，交通较方便。不过，该地在大山及江流的包围中，清政府难以有效保护；且处于怒江支流河谷，物产有限，无法承载较多人口。

    咸丰末年，《中法北京条约》订立，清政府允许天主教、基督教进入内地开展活动，并予以保护。崩卡等地的传教士也公开、积极地活动，北向扩 张，进至芒康、江卡及昌都，拟发展教徒，增强力量。天主教卷土重来，公开活动，僧俗大众深感不安，忧虑该教入藏传播，不仅旨在征服部分藏民的思想，还可能引起社会分化，发生动乱等，不愿意再租土地给教会。在遭到拒绝后，噶厦调集人员，配套武器，予以阻止。达赖喇嘛还主动咨文驻藏 大臣，请其转呈朝廷，希望清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严密清查，防止传教士潜入西藏开展活动：目今藏属地面，并无外来天主教之人，嗣后仍严密防范，不致有失察越入藏界之事，惟从前自云南及打箭炉行至擦瓦、门孔(空)置业之天主教罗肋拿、肖法日等，在彼数年，任意传教，已扰乱番民数人心意，现在设法将从教者分别查办，并不准彼处人等擅行来藏。今虽只有罗肋拿一人尚住门孔，而门孔距打箭炉甚近，恐汉人差使自炉出口时，另有天主教之人，身着汉衣混杂其中，暗传彼教，则番民难以稽查，致酿事端。应请援情奏明大皇帝，饬由打箭炉地方官认真清查出关兵民，方免洋人潜赴 藏地，实于黄教大有裨益等因。

    对于藏族僧俗民众的反对，法国驻华公使哥士耆(KiecakonshiM A Coone)非常不满，除照会清政府，表露情绪，施加压力，还多次解释传教活动的“ 真实”意图：

    泰西各国国(史)，载明人类初生之祖，系在亚细亚西方，其地当三州之中，举天下无论何国之人，皆共此一源。即天主教立教之祖，亦生于其地，至今 尚有遗迹可考。今传教士遍游各处，无非欲访求人类同源异派之由，与所在风土人情，以及草木鸟兽诸物产，用资学殖。此外，本国学部大学士已经二十年之久，谆嘱在中国之全权大臣，设法为国家采买佛教二部书籍，名为四体，另有细注。从前贵国先皇帝曾以此书送俄国，用代聘礼，惟本国在 此，如拉鲁布葛诸大臣，均无法觅得此书。至去年(咸丰十一年，1861年)本大臣亲托罗肋往西藏地方，搜买此件。

    在天主教的传说中，确有与喇嘛教存在某些亲缘之说，罗勒拿等人试图进入西藏，或许有访求人类同源异派之由的意图，但其目的并非如此单纯，而是试图开展宗教传播，征服藏民的思想，实现信仰的替代。哥士耆的照会欲盖弥彰，激起了藏族僧民更大、更强烈的抵制。

    1865年(同治四年)，噶厦调集部分民兵，进入江卡、门空等地，捣毁教堂，驱赶传教士，威吓以至打击教徒。法籍传教士吕项(Durand，PierreMarieGabriol)渡江时落水淹死，残余教徒在毕天祥(毕埃BietCesarAlexandre)带领下，翻越雪山，从怒江流域进至澜沧江畔，潜伏德钦(阿墩子)、茨 姑、盐井盐卡陇、蒲丁等地，崩卡等地教会难以维持，逐渐衰弱。数十年后，法籍传教士古纯仁(FrancisGore Ouvrard)专程到门空，寻找崩卡，仅见一片废墟，难觅天主教的踪迹。

    渠辈更为吾侪供给一引导者，以赴朋噶。吾侪循与昨日同样之路，穿越甚高之蔓草，达于一桥，即跨于朋噶之河流上……其河水滚流，入于一荒野多树之峡谷也，小径由河之彼岸绕至彼岸，以避越雄上之石岩，有四木桥架其间，宽度与小径同，1860年(咸丰十年)所建。更行四小时，入一森林之空 地，当一瀑布冲流之所，几在溪谷尽处，乃寻得朋噶之村舍。此森林中之空地，长度约二公里，宽度约五百公尺，有一部分，已归废弃。吾侪行近一村舍，建于旧日基督教徒所建之村落之废墟上，现刻朋噶之地，居民不过五户。引导人云，旧日有汉人在此地农垦，吾侪之逆旅主人，并献吾以洋芋，大如胡桃，茁长于渠所种植之土地中。旧日教会废墟，甚易认识，地殊平整，且环以胡桃树与黎(梨)树，邻近之山，极为峻削，有山泉二道，其水均被截取，以供灌溉，其田亩所产甚微，不足自给。据屋主言，由朋噶赴曲奈桶(秋拉桶)及龙普之道路，皆已荒废。

    四、利用“走廊”，调整路线

    利用传统的“走廊”地理特质，建立堂点、滚动发展、促进传播，是近代巴黎外方传教会在藏区的传播特点之一。

    尽管罗肋拿等人从滇西北跨越金沙江、澜沧江，进至怒江中流，在察隅门空崩卡建立据点，利用“藏彝走廊”，找到了入藏的“捷径”。处在“禁教”期间，少数信徒及传教士潜伏此地，或许崇山峻岭能予掩护，维持存在。然而弛禁之后，“优势”变为“缺陷”，该地远离各级衙门，清政府难 以施展保护；且处于重重大山中，土地等资源有限，难以承载较多人口，积蓄力不足，若遇强力打击，无法自卫。因而，利用传统的路线，仍是“弛禁”后教会图谋发展的选择。

    1861年，《中法北京条约》订立后，巴黎外方传教会便增派入藏力量，除罗勒拿、肖法日外，还有杜多明(Thomine Desmazures Jacques Leon)、吕项(Dubernard)、丁德安( Joseph Marie Chauveau)、顾德尔(Goutelle Jean Baptiste)等。不久，杜多明等人经康定(打箭炉)、巴塘，来到了江卡、昌都等地，拟西进拉萨。因受到噶厦及僧俗大众竭力阻扰，甚至不惜采取武力加以抵御，天主教被迫撤至四川巴塘，在清政府的保护下维持存在。前有叙述，此不重复。

    天主教系具有强烈扩张性的宗教，岂愿意囿于某一狭小地点?在了解风土民情、踏勘路线后，教会调整了传播的路线：固定巴塘，南下发展，东退康定。

    由于局势所需，驻西藏欧洲传道团的教士们分为三组：第一组去云南西北部的茨菇，那里居住着摩梭人、汉族人、藏族人和原始人，仍由常驻当地的亚历山大毕埃和杜贝尔纳先生负责。第二组去巴塘藏族王国。第三组去打箭炉，四川边界的一个城市。从他们途经的最后一个城市到达茨菇，需要走33天，也就是说大约有250公里路。在被特地称为“西藏前厅”的这片辽阔土地上，传教士们将要考验他们的虔诚，创建发展布道会。其中南下一支传教士以茨菇(1865年建立)、盐井为依托，进至德钦(1872年)，联结一线；再推至白济讯(小维西，1881年)、吉岔、花园箐、保和镇( 维西县城，1904年)及巴东等地，以澜沧江中段为活动重点。

    光绪末年，法籍传教士任安收(AnnetGenestier)翻越碧罗雪山，进入白汉洛、迪麻洛等地，联结起青拉桶、丙中洛、朋岛(捧当)等神职人员及教徒，再循怒江顺流南下，来到茨开等地，利用“走廊”的便捷，将传教范围拓至怒江中游的部分地方。菖属之天主教，系咸丰末年，传自法国教士(名失 考)，在怒江青拉桶(今秋拉桶，下同)地方，建一木楞房传教，引诱夷人入教。当时，夷人畏惧外人，并无敢有入教者，兼之察瓦隆喇嘛仇视天主教，驱逐法教士过溜坠江而死。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法教士任安收复来传教，于二十八年(1902年)在白汉洛地方修建教堂十余间；三十年(1904年) 于茶蓝(查腊)地方又修教堂三间。任教士四处煽惑夷人入教……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任安收重修白汉洛教堂；宣统元年(1909年)，又修仲底(重 丁)教堂三间；宣统三年(1911年)，改修青拉桶教堂。民国十四年(1925年)，法教士安德肋建修棒打(棒当)教堂，十八年(1929年)，任安收添修仲 底教堂。统计法教堂有四，教士二人。近数年来，入教者已达一百五十余人，尽系怒子、古宗，傈僳、曲子并无入教者，朝夕念经一次，每星期礼拜一次，教规甚严，于白汉洛、仲底两教堂内，各附设有小学一校，专授藏文，入教学生，尽系教友子女。

    至于第二组传教士留住巴塘的原因，既着眼于当地的特殊地理及人文环境，更多地是从尔后发展的角度考虑的，留下一处地方，维持其存在，作为发展的基础。“从宗教的观点看，巴塘只给我们提供了很少一点希望。但从当地的交通联络、传教士们的健康、运输手段和娱乐活动的观点来看，巴塘则超过了我们至今所能够发现的一切，这座小城可以被视为拉萨、英属印度、法属印度支那和中国中原地区之间的中枢点”。因而天主教会 在维持巴塘教会的同时，将活动重点再撤康定(打箭炉)，以此为中心，积极经营。再利用大渡河“走廊”，西南推至泸定海螺沟、冷碛、沙坝，及汉 源黄木(皇木)厂等地，东北进至丹巴、小金(懋功)等地；再从康定西北进，来到道孚、乾宁(今属道孚)等地，推至炉霍虾拉沱等地。

    经此调整，教区的名称从原西藏教区变为康定(打箭炉)教区，除主教座堂负责康定、泸定等地外，还设有两个总铎区：云南总铎区以茨中为中心，负责德钦、盐井、贡山及维西各地教务；道孚总铎区负责炉霍、道孚、乾宁等地教务。

    在这片藏、傈、怒、纳西及汉等族杂居的边缘地带，的确也曾发生喇嘛教与天主教的冲突，如五次巴塘教案、二次德钦教案等，但就总体而言，清政府能够控制，治安较稳定；民教间矛盾不大，天主教因而得以扎根，绵延发展，随时准备重入西藏开展活动。

    安慰伴随着苦难，希望伴随着失败。鼓足勇气，耐心坚持，总有一天西藏将会胜利！我们被从一座门赶走，但我们一定能从另一座门进去，或者从印度斯坦，或者从缅甸，还可能从云南、从四川进入西藏，耐心、奋斗，甚至高兴，这就是传教士的箴言。

    五、有关近代天主教在藏区传播的认识

    近代天主教深入藏区开展活动并非单纯过境，旨在聚集民众，传播教理，征服思想，替代佛教，建立据点，逐步前进，带有聚众扩张的性质。于是，传教士在选择传播路线上，既考虑民众的传统迁徒路线，也考量环境、气候、物产资源，以及土地承载量等因素，即能具有停留与聚散作用。因此，天主教在藏区扎根及传播的重要手段，就是控制土地，作为屏据，凝聚群众，发展教徒，形成力量，传播宗教。如清末盐井天主教会，采取低价抵挡、划分限期等手段，控制了114块、播种量达6. 2担的土地，致使“盐井附近不过七十余户，而奉教者已居其二。盖由蛮地瘠苦，自外人来，称贷且易，故 彼得以借债为名，坐地收租，即以教民为佃户”。教会亦藉收租等名义，谋取了利益，解决了费用，实现了部分自养。

    1860年前，清中央政府及西藏地方政府采取镑种措施，试图禁止教会开展活动，加上僧俗大众的积极抵制，出于安全因素的考量，天主教多选择位于“藏彝走廊”内的偏僻山间台地，有利躲避、便于流动，在维持力量的同时，实现传播。如崩卡便是典型。当弛禁之后，教会活动得以公开，扩张性也表现充分，速度加快。在发展过程中，天主教不免与噶厦、僧俗大众产生矛盾，甚至酿成冲突。如何得到保护成为教会必须考虑及解决的问 题。此后，在选择地点上，教会不再看好那些隐蔽性强的地方，而是注意清政府统治力较强、且近交通线的那些地方。倘若发生事端，能得到保护，减少甚至避免损失。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盐井喇嘛商议，拟对抗教会、打击传教士和教徒。

    光绪三十四年，腊翁寺喇嘛作乱，扬言汉人，先诛教堂。教民大惧，即求救汉官保护。时统领为赵渊，即令驻防军队保护并发告示，晓谕百姓。云无论汉番，有损坏者，格杀毋论。由此司铎丁成英竟将此文翻印，每教民赠送一张，佩带于身，以为安慰。至宣统二年(1910年)，此告示悬挂教堂。

    我们更注意到，近代藏区的天主教活动由巴黎外方传教会负责，从四川内地传播，借道东西方向的交通路线，切入了南北走向的“藏彝走廊”。由于加入教会者多系进入藏、怒等族地区的汉人，受生活习俗、体质特点及饮食习惯等的制约，他们希望从事农耕生产，种植玉米、土豆或稻谷等作物，对土质、气候及降水量也有所要求，即靠南偏热的地方，自然而然，教会也重视这些因素，选择地点及气候，广泛利用，积极发展。如道孚等地：本县虾拉沱，于光绪二十七八年间，有法国牧师田养莜者于此设立教堂，招夫开垦，得良田四千余亩，教种大豆、花生、玉蜀、马铃薯等，产量甚丰，由此人烟辐辏，成为本县之重镇。

    当时，天主教会藉开荒名义，向地方政府申请垦牌，藉此迁徙或凝聚信徒，经之营之，营建特殊的教徒社区，形成特殊的氛围，延续及发展教会。如维西真朴等地：

    杜贝尔纳神甫收拾好几个传教会的破旧河山，将不同地方遭受迫害或受到驱逐的信徒带到了这里，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农业殖民地，基督徒都是农夫。我看到他管理教徒，帮助穷人，治疗病人、监督收割、储备粮食、教育儿童，简直就觉得他像一个中世纪的庄园主，恰当地说或像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原注：如果读者诸君不割据这个词的话)。难道他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吗?他们一块生活、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心照不宣。生存 于禁教环境中，要凝聚教徒，需要考量气候、土质及水源等因素，在因之近代天主教徒进入或扎根藏区往往选择南下而非北上，多利用农区而非牧区。

    天主教利用民族走廊的传播活动，增加了横断山民族走廊的中西文化、宗教交流内容，为藏彝民族走廊留下了特殊的历史记忆。
    

    作者简介：秦和平，西南民族大学教授，研究方向：宗教学；张晓红，成都艺术职业技术学院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