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的史学思想 发表评论(0) 编辑文章

    常璩是华阳地方文化最重要的构建者、维护者与传播者，其《华阳国志》史识高远深邃，洋洋大观，反映出他对于社会、历史、人生的认知判断，尤其是洞察社会现实、总结历史结验、品评地方精英人物的成败形成的史学思想，是弥足珍贵的史学成就。研究《华阳国志》的史学思想的学者有刘重来、陈晓华，尤其是陈晓华《从〈华阳国志〉看常璩的史学思想》(《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论述了《华阳国志》的大一统思想、民本思想、旌昭仁贤的思想。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论述《华阳国志》的史学思想。

    一、经世致用

    常璩高度关注社会问题，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理性的批判精神。经世致用是常璩心织笔耕的《华阳国志》史学思想，也是科学的史学方法和进步的治史精神。《华阳国志》中高度重视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把经世致用的内容和精神应用于史学，服务于社会。经世致用，首先表现在作者把《华阳国志》的地理、历史、人物三部分中的地理部分放置在最前面，且地理部分占很大的篇幅。地理环境是人类生存的空间，对人类社会生活起制约作用。在地理部分中效仿《尚书·禹贡》介绍土地等级、贡赋、物产、人口郡县、道里等情况，在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这些地理情况实际就是社会经济状况。物质经济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社会进步前提条件。常璩重视经济，他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在《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有“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1]182。杜宇以农业立国，建都于郫，并死后庙享人间馨香，与其说反映了杜宇对古代巴蜀文明的开发所起的杰出功献，不如说常璩借“杜宇化鹃”的神话故事表达“以农立国”的经世致用思想。

    常璩也认识到治水的重要性。鳖灵决玉垒山平定了洪水，功德昭著，得到人民的爱戴，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取代杜宇的统治地位，成为最后的蜀王，也烘托出常璩对水利的重视。最能表现出常璩关注水利建设的当数有关李冰治水的故事。《华阳国志·蜀志》：“冰乃壅江作埽穿郫江[捡]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1]92这表明都江堰水利工程是既可行船、漂木，又可保证农用水旱保收的水利灌溉工程。都江堰灌溉三郡之田达百余万亩，人民大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李冰在蜀的治水功绩，不仅只是修筑了都江堰，疏浚了郫、检二江，另外还疏导了成都平原北部的洛水和绵水，都有灌溉之利。在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的同时，李冰对发展四川井盐业也做出了贡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了李冰“又识齐水脉，穿广都盐井”[1]93。这是四川也是我国有文献记录的开凿最早的盐井。

    常璩不仅关心经济基础，也特别留心政治上层建筑的构建，突出国家机构政权组织的作用。《华阳国志·巴志》载：“圣禹嗣兴，导江疏河，百川蠲修；封殖天下，因古九囿，以置九州。”写夏朝建立后，禹置九州，即将全国划分为九州，对全国实行以地缘为主的政治划分，以代替旧的氏族血缘集团，实行分封制度，建立贡赋制度。这种制度的建立，使夏朝完全具备了作为国家的基本条件。另外，《华阳国志·蜀志》载：“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未有谥列，但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也。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1]84立宗庙在华夏国家中是一件大事，宗庙除供祭祀祖先外，举凡布宪、养老、训学、朝觐、会同、选士、献俘等军国大政，莫不在宗庙之下举行。建立宗庙，标志着更进一步吸收中原文化，国家机器逐步健全、礼乐制度日趋完备。

  《华阳国志·巴志》中载汉桓帝永兴二年(公元154)三月甲午，泰山但望上疏皇帝的分巴郡文对地方的建置、郡县的划分有资政意义。《华阳国志·南中志》撰曰：“南域处邛、笮、五夷之表，不毛闽濮之乡，固九服之外也；而能开土列郡，爰建方州，博南，越兰沧，远抚西垂，汉武之迹，可谓大业。”[1]204南中区域外的地方，远在邛、笮、五夷之外，闽、濮夷人的不毛之地，这本来就是九服之外的偏远地方；但是能够开辟出来，在那里建立各郡和方国进行管理，地域跨过博南，越过澜沧江，抚慰远方的西部边陲，汉武帝的事业真算得上是丰功伟绩了。此外，《华阳国志·蜀志》载：“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隽土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1]95文翁任蜀郡守，他大力提倡教育而迅速改变巴蜀风气的成功经验，表达其兴办教育，昌明文学的主张。常璩借经济、政治、文化的记载来表达其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

    二、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思想，就是重视和推崇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思想。维护统一、反对分裂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大一统思想是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政治大厦的理论拱顶石，成为史家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基本标准。

    常璩作为蜀地割据政权──李氏成汉国的官员，为促进国家统一做出了贡献。公元347年，东晋派大将桓温伐蜀，大军很快打到成都城下。此时正任成汉国散骑常侍的常璩，却力劝成汉皇帝李势降晋。《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比至，温已军于成都之十里陌，坚众自溃。[三月，]势悉众出战于笮桥。[温大破之，追至城下，纵火烧大城诸门。势众惶惧无复固志。]中书监王嘏、散骑常侍常璩劝势降……势至建康，封归义侯。[升平五年卒。]”[1]391常璩劝势降晋，结束了巴蜀割据的局面。这是常璩身体力行大一统思想的义举。

    常璩作为一位史学造诣极深的史学家，他根据公孙述、刘氏、李特、李雄割据失败的历史教训总结出一个道理，就是割据政权虽能称地方于一时，但不能长治久安，很快就要失败。他在《华阳国志·序志》中说：“综其理数，或以为西土险固，襟带易守，世乱先违，道治后服，若吴，楚然。[故]逋逃必萃，奸雄窥觎见。盖帝王者统天理物，必居土中。德膺命运，非可资能恃险，能干常乱纪。虽饕窃名号，终于绝宗殄祀。何者?天命不可以诈诡而邀，神器不可以侥幸而取也。……天人之际，存亡之术，可以为永鉴也。干运犯历，破家丧国，可以为京观也。”[1]662从必然性的道理看，有人认为西南的地形险要是中原地区的襟带，容易固守，天下未乱就先违逆，天下都治理了它才平定，和吴、楚是一样的，所以逃匿之人一定汇集在这里，弄权欺世，窃取斑位的人也觊觎这里。作为帝王是统治天下条理万物的一定居于中央，承受上天的命运安排，不能够仗恃个人才能和山川险阻，来扰乱朝纲。(否则)即使(欺世盗名)窃得神器，最后，还是全家甚至家族都有灭顶之灾。为什么?上天的安排是不能用欺诈诡谲的手段获得的，因此四岳、三涂、阳城、太室，这都是国家的险要之地，但不是一家的天下。冀州的北面，盛产良马，自古以来没有国家在那里兴起。凭借山河险峻，不依天命行事，却能够把皇位一代代流传下去，那是没有的情况。所以公孙述、刘氏，失败在前，而李特、李雄又继承他们足迹，灭亡在后。这些天道人事之间，存亡的原因和道理，可以作为永久的借鉴。冒犯天命，一定家破国亡，死的人可以做“京观”了。

    常璩反对分裂，说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一国不能有两个君王。《华阳国志·序志》：“乾坤混始，树君立王，天工人代，万邦是望。明不二日，地不重王。苟非其器，穷高必亢。”[1]666借评刘后主来强调分裂没有好下场。常璩从行政区划上、分星分野上论证古巴国隶属九州之一的梁州。《华阳国志·巴志》总序：“圣禹嗣兴，导江疏河，百川蠲修，封殖天下，因古九囿，以置九州。仰禀参伐，俯壤华阳，黑水、江、汉为梁州”。《华阳国志·蜀志》总序中写蜀地建国，是从人皇开始的，和巴国在同一个区域。到了黄帝时代，黄帝为他的儿子昌意娶了蜀山氏的女儿，生下儿子高阳，这就是帝喾。分封帝喾的后代在蜀国，世世代代为侯伯，以此强调蜀人是黄帝的后代，系炎黄子孙，与中原有血缘关系。

    常璩《华阳国志》中强调巴蜀和中原人民，都是炎黄的子孙，都是统一的祖国大家族的成员，是不能分割的统一整体，这种观点成了他这部书蕴藉的指导思想，这种思想融会了中华民族的心志，放射着耀眼的光芒。

    常璩也借写光禄大夫谯周劝刘后主蜀国投降魏国来表明常璩劝李势降晋的心路历程及他的大一统思想。《华阳国志·刘后主志》：“光禄大夫谯周劝：‘降魏，魏必裂士封[后主]。’后族从之。”[1]300“三月，后主举家东迁洛阳。丁亥，封安乐县公，食邑万户，赐绢万匹，奴婢百人，他物称此。弟兄子孙为郡都尉、侯者五十余人。以谯周全国济民，封城阳亭侯。”[1]302写谯周全国济民，劝说蜀国降魏。实现国家政权的平安交接，刘后主被封侯，谯周也因劝降被封城阳亭侯，借歌颂谯周劝降的典故来言常璩自己的大一统思想。

    三、旨归人事、人强胜天的哲学观

    常璩的史学深邃超拔，文采风流，他的哲学思想也颇有建树，《华阳国志》中有很多诠释常璩哲学思想的内容。常璩哲学思想中有汉代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的成份，但他并非机械地照搬承袭前说古意，而是凭借深邃的史学功底和强烈的济世情怀，对“天人感应说”提出了质疑，进行了改造，并将董仲舒的神学目的引向社会学，突出了民生在其哲学思想中重要性。

    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先贤圣哲早就把探索的双眸投向浩瀚的苍穹，探臣责索隐，穷究人与天、人与自然、人与鬼神间的关系问题。但对天人关系倾注较大气力并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要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华阳国志》中也有很多“天人感应”思想的记载。如《华阳国志·大同志》中写王浚杀了神道设教的陈瑞后，禁民巫祀。蜀国出现祥瑞：“又禁民作巫祀。于是蜀无淫祀之俗。教化大行，有木连理、嘉禾、黄龙、甘露之祥。”[1]314又如《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史志》中写李氏僭称皇帝后，蜀地出现种种怪事：“李氏自起事至亡，六世，四十七年正，僭号四十三年。蜀中亦有怪异……木冬华……又有天雨血于江南……地仍震……其天谴不能详也”。[1]393此外还列举树木冬天开花、上天在江南降下血雨、多地震等等怪事，表现统治者李氏失败，天生灾异谴告李氏。

    但是，常璩的思想对“天人感应说”有所突破和超越，有辩证唯物主义的火花，如《华阳国志·大同志》：“时有白虹，头在井里，尾在东山，拖[太]大城上。治中从事巴西马休问阎式曰：‘此何祥也?’式曰：‘占言下有万尸气。甚迫于城，非佳应。天孽可违乎?平西若能宽迸民，灾自消矣’”[1]329。提出人在天孽面前，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改纠，可以变灾为祥，转危为安。再如《华阳国志·公孙述刘二牧志》中撰曰：“公孙述藉导江之资，值王莽之虐，民莫援者，得跨巴、蜀；而欺天罔物，自取灭亡者也。然妖梦告终，期数有极，奉身归顺，犹可以免。[而]矜愚遂非，何其顽哉！”[1]229常璩认为公孙述凭借导江卒正的官职，恰逢王莽的暴虐天道，老百姓不肯支持王莽，得以占据巴蜀；然而欺天骗人，最终自取灭亡。然而，妖梦结束，期数有尽头，公孙述如果归顺刘秀，或许还可以免除杀身之祸。他却固执其愚蠢，坚持其错误，多么顽固啊！以上两则材料表述的思想在

    看似承袭“天人感应说”的外衣下，实包蕴着许多突破之鲜活色彩，从而闪现出常璩哲学观的高明与辉光。常璩将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升到了能超越天、战胜天的高度，这是对人事的极大尊重，显现出常璩的超拔的勇气、睿智及精神境界。作者： 杜治文，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硕士研究生。